我国酒令的产生可追溯到周代，西周时，体现的是等级森严的饮酒礼仪制度，正如前面说的酒为礼而设。初的酒令是监视饮酒者有否过度饮酒，即饮酒须“不及乱”。《诗·小雅·宾之初筵》中有:“凡此饮酒，或醉或否。既立之监，或佐之史。”也就是说无论敬酒、罚酒，都要受到“监”、“史”之类的制约。春秋战国时代，各国自立制度，周时奴隶制度的礼乐崩坏。酒令从监视饮酒者的节饮变为“殇政”，如刘向的《说苑》中有记载“魏文侯与大夫饮酒，使公乘不仁为殇政......”并出现“当筵作歌”、“即席作诗”的近代酒令的雏形。周时的“射礼”改为“投壶”游戏。秦汉时期传承前代遗风，明确有“即席唱和”的酒令令辞。如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中有“（贾逵）尝作诗、颂、谏、书、连珠、酒令凡九篇。”这大概是我国酒令的早整理和记录。西汉时，为了使酒令行得顺利，严明赏罚，行令时已设有“酒监”，这便是后来发展成为的“令官”。《史记》中记载吕后曾大宴群臣，指定刘章为监酒令，刘章为保证令官的权威性，请示吕后，行酒令必须同行军令，并得到吕后的同意。饮酒行令时，有一位吕氏的族人因吃不消而逃席，刘章认为这便是违令，挥剑斩首。所以后人常说“酒令如军令”。至晋代时，行令赋诗，大行其道。石崇在他的金谷园中宴客，席间也令客人即席赋诗，“或不能者，罚酒三斗”，这与东晋王羲之的“曲水流殇”有殊途同归之感。

摘自【中国酒文化概论】